21世纪，人类的商业文明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重大课题。美国企业家的圆桌会议宣言，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商业智慧，特别是构成这种商业智慧核心思想的儒家思想，在很多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

　　“儒学即商魂”的副标题叫作“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我国政策层面的议题，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其讨论频率非常高。

中国古代有没有企业家精神

　　历史上有没有企业家精神？站在西方学术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鲍莫尔等十位学者联袂推出的论文集——《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他们的研究，把世界上的企业家精神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的古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

　　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企业家精神？这在学术界一直是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的。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企业。其理由是，企业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有了机器生产才有企业，在那之前的手工业时代是没有企业的，没有企业当然也就没有企业家，更谈不上企业家精神。

　　但中国古代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中，真的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吗？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回答什么是企业、什么样的人才叫企业家。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高度重视企业历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肯定地讲，《资本论》就是立足于企业研究的，从微观经营管理主体，特别是生产主体的角度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本巨著。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理论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完全是有企业，有企业家，有企业家精神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我主编的《企业史评论》第4期。

　　既然我国历史上肯定无疑地从理论上来讲，有企业、有企业家，而且有企业家精神，那我国古代的企业家精神具体内涵是什么？环顾过去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与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比较接近的就是商人精神，或者说儒商精神、商业文化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知网上输入儒商精神、商人精神这些关键词，会发现研究的论文、著作数以百计，而他们所提供的答案也和这个数量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每篇文章都有每篇文章的说法，人言人殊。

　　当然，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价值。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就有了这些文章所谓的创新价值。可是这样一来就让我们无所适从，感到不着边际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方法论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基于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去选择史料、剪裁资料。不能说这些观点没有根据，但这些根据一定是基于他们个人的主观理解而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这些东西就是中国历史上企业家精神的原貌或者精髓吗？沿着这样一个路径走下去，推出的文章越多，说法也就越五花八门。

　　那怎么办？我觉得还是应该遵循习总书记所倡导的，一方面要构建我们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用我们中国的话语讲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回归历史上商业经营者的主体意识，用商人自己的话语呈现其独特的精神世界，进而阐发易于被现代人理解的精神实质。这样一些范畴也好，思想也罢，相对来说有一种形而上的思辨性，一种哲学的意味。并且这样的一些内涵、概念，不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一个阶段性的流行的说法，而是在几千年的商业发展史上有其相当突出的连续性、继承性。

中国历史上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我个人认为，我国战国后期的大商人白圭总结的四个字，智、勇、仁、强，就完全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概念。原因如下：

　　第一，智、勇、仁、强这四个字是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共同遵奉、一致推崇的。道家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孙子兵法》里面第一篇上来就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但是毫无疑问，诸子百家里面的这些思想没有一个能够像儒家对这几个方面的那种重视程度、积极践行，以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深远的传承性。无论是《论语》，还是《中庸》，智、仁、勇三者都是君子修行的三大块，因此可以肯定地讲，在商人所倡导的这样一种精神理念当中，儒家思想是深深浸润于其中。儒家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深深地影响着商人的精神世界，儒道即商魂，或者儒学即商魂，这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思想又不完全跟诸子百家，包括儒家思想可丁可卯地完全一致，而是有它商业文化的特质。白圭用“权变”界定“智”，用“决断”来规定“勇”，用“取予”要求“仁”，用“有所守”来界定“强”。后面那四个方面是商人的思想意识。甚至可以讲，权变、决断，特别是取予，包括有所守，或许都是先秦时期从语言的角度来讲的一些日常用语，是大家都用的概念。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有特定的商业内涵的。比如“取予”，何为“取予”，它是两个相反的动作，“予”就是给予，“取”就是获得。我们把东西、商品卖给社会，那是“予”的过程。但是“予”我们要获得回报，这就叫“取”。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可以涵盖交易行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就是“取”和“予”的过程，这是字面意思。其实这个词不单纯体现在商业贸易上，更加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比如企业和社会是什么关系？企业的利益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吗？能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自己获得利益的前提吗？其实我们会发现，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刻的认识。其中还包括怎么来处理企业内部人和人的关系等等。简简单单的“取予”两个字，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涵盖了极其丰富的甚至可以说博大精深的商业文化的精髓。

　　第三，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教学体系，是我国古代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关于这一点，白圭说得非常清楚，说一个人如果他的智做不到权变，他的勇不能决断，他作为一个仁者不能在取予方面有相应的规范和伦理，他作为一个强者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何为术？商业经营、企业管理的各种技术、手段、方法、办法，这些东西当然要学了，商品的鉴别，质量好坏的确定，货币真伪的分辨，包括记账算账的问题等等，今天也是我们从事企业管理、商学教育的必修课。但是，白圭明确地讲，如果做不到智勇仁强四个字，这些术你是学不会的。“学吾术”，这说明是有人跟他学的，他是开门授徒的。可是如果说术只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么智勇仁强属于什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涵盖为道。

　　所以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商学教育强调的就是道术双修，并且是以道驭术，他从来不只是单纯重视那个术，技术的手段、方法、工具，而是把道放在术的前面，以道去驾驭术。所以我曾经有个说法，假定我国历史上有最早的商学院的话，那么创院的院长应该是白院长。这样一个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企业家。

　　白圭本身不光有理论、有思想，而且付诸了实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试”就是付诸实践。干一干、练一练，不能光说不练。可是干了一定有收获吗？“能试有所长”，“长”就是收益。所以这套理论是付诸实践的，而且是在实践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因此白圭这套理论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这样一来就使得白圭被我国历史上奉为商祖。这个祖可不是祖先的意思，而是一代宗师。

　　举一个例子，清朝初年，浙江瑞安的商人叫卓禺，在其从弟给他写的传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办也。”一方面直接把智勇仁强拿来评价这个大商人，另外一方面也明确地讲，这是属于“儒家之事”，但是“商用之”。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理由可以认为，儒学即商魂，而儒家思想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也同样构成了我国历史上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

智勇仁强的现代诠释

　　问题在于怎样去理解这四个字呢？“智勇仁强”的现代诠释可以表示为：智足与权变——企业家的知常达变精神和判断力；勇足以决断——企业家的审慎进取精神和行动力；仁能以取予——企业家的和谐共赢精神和亲和力；强能有所守——企业家的诚信守法精神和自制力。

　　最后我想用我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的一副对联来结束我的分享。这个对联的上联叫作“行道当从闻道始”，下联叫作“过情与不及情同”。当我们今天倡导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大道知行”，从哪里知这个大道呢？智勇仁强大概就是值得我们去追溯、去认真研究，并且积极践行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