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只薄薄的信封站在工位前，玻璃窗外的阳光把红色礼金袋照得透亮。信封里是两张崭新的百元钞，边角被折出整齐的痕迹，像极了陈默平时整理报表的样子——永远带着种公事公办的体面。三个月前他结婚时，我包了800块红包，如今我递上离职申请的第二天，这份“找零”就出现在我桌上。

　　财务部的老周路过时瞥了眼信封，嘴角撇出半句话：“小陈这是按入职年限折算呢？”我没接话，指尖摩挲着礼金袋上烫金的“百年好合”。去年刚进公司时，陈默是第一个带我熟悉系统的人。他会把复杂的报销流程拆解成便利贴，在茶水间教我怎么避开打印机卡纸的雷区，甚至在我加班到深夜时，默默留一份便利店的三明治在我抽屉。那时我以为，办公室里真能有超越利益的情谊。

　　转折点发生在他婚礼前一周。部门聚餐时，主管拍着陈默的肩膀说“大家都是自己人”，然后用手机计算器敲出“800”的数字在桌上转了一圈。我看着周围同事纷纷点头，想起自己银行卡里刚交完房租剩下的余额，手指在转账界面犹豫了三分钟。那天晚上陈默发来消息：“不用随太多心意到了就好”，可第二天我还是转了800——毕竟在这个连打印机共享都要算清楚页数的公司，谁也不想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

　　离职手续办得异常顺利，直到HR把档案袋递给我时，突然低声说：“陈默昨天找财务查了你入职以来的考勤记录。”我攥着那200块钱站在电梯间，看着数字从18楼一路往下跳。原来那些深夜的三明治、便利贴上的字迹，都被精准地换算成了职场社交的等价物。电梯门打开时，保洁阿姨正在收垃圾，我把信封塞进分类垃圾桶，听见金属投币口传来清脆的响声，像极了这段关系的句点。

　　后来听前同事说，陈默在我走后又结了次婚，这次收礼时特意准备了电子记账本。有人问他干嘛这么较真，他笑着晃了晃手机：“人情这东西，算清楚才好做同事嘛。”我突然想起他退回礼金那天，工位上的绿萝蔫了半盆，阳光穿过叶片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我们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