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源：命令和遵守文化

在韩国，一些人将gapjil的起源追溯到韩国的军事独裁者。他们实施的命令和遵守文化，至今仍然普遍存在。媒体学者Kang Jun-man在一本关于gapjil的著作中写道，gapjil既是韩国社会的“基本语法”，也是“根深蒂固的顽症”，反映了“民众沉迷于等级制度”。曾有一条韩国政客金武星抵达机场时将行李箱推给鞠躬的助理的视频成为热门，英国《独立报》在报道中指出，大部分gapjil都是韩国处于权威地位的成年男性，尤其是中年男性。

在日本的职权骚扰现象中，命令和遵守文化也是一大原因。在《日经周刊》的“职权骚扰——日本职场欺凌”一文中，作者Rochelle Kopp谈到，导致职权骚扰的首要原因是高度专制的管理传统以及对当权者的极端尊重。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经历过的唯一一种管理方式就是严厉对待下属，不容任何抱怨。许多日本人甚至会钦佩专制的老板，佩服他们能以愤怒的爆发来进行表达。

在某些情况下，职权骚扰似乎是一种让员工自愿辞职的方法，这使公司能够避免解雇员工并给出赔偿。这种做法在美国是非法的，在日本却不是，因而十分普遍。

日本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也加剧了职权骚扰——公司对管理人员施加了很大压力，管理人员又对员工施加了很大压力。 最后，由于日本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权力骚扰下工作的人几乎没有机会辞职，往往只能“闭嘴”。

日本和韩国都存在对当权者的极度尊崇，但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如此吗？荷兰心理学家、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霍夫斯泰德曾提出权力距离指数（PDI，power distance index），用以衡量权力较小的成员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接受程度，这是一个相对值，仅在比较不同国家时有用。在这个指数中，日本、韩国、中国数值较高，丹麦、奥地利等国家的数值很低。

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在PDI较低的文化中，情感距离相对较小，存在更多的民主或协商关系，普通人和当权者相互依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而在较高的PDI文化中，权力关系更偏向家长式和专制，人们认为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之间存在很大的情感距离，下属愿意接受地位低下的职位，上级可能不会要求广泛参与决策过程，下属不太可能直接接近和反驳他们的老板或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