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科学研究是应对新冠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只有科研并不足够，因为疫情已经升级为社会危机，很快就开始需要权衡取舍，即从多个不同角度出发，考虑多个维度的政治协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社会和组织迫切需要可靠的方式，在人类幸福感的各个难以量化计算的要素间找到可以接受的平衡。事实证明，疫情并不能只靠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科学方法解决，但其传播势头依然凶猛如初，所以依然主要作为科学知识方面的问题来处理。如此一来，领导者就没能及时从社会层面应对问题。

原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优秀的领导者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我们认为，应当调用流行病学、病毒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各个相关学科的科学知识，但要以更广泛的角度理解问题。科学知识思维的关注范围比较狭窄，局限于“只有一个答案”的科学范畴。应当将疫情视为一系列错综交织的问题，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以外，还需要整体思维和权衡取舍。假如领导者从一开始就能将疫情视为需要复杂政治及伦理判断的危机，不止需要数据和科学研究，各层级决策者就不会在发现病毒检测结果很难收集、整理和对比的时候，陷入困境无计可施，只好像现在这样强制人们戴口罩、禁止大型集会、关闭和重开公司，还有让感染者在家调养。

我们这样说是有些大而化之。领导者处理多项重点、应对重大危机的表现各有参差。本文的目的并非指责，只是想用新冠疫情这个极端的例子来强调领导者必须具备、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一项基本能力。

身为领导者，你的一部分职责是确定你希望人们出力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理解问题的性质，说明合适的应对方式。如果是需要运用数据分析的问题，那么呼吁大家各抒己见就会搞得一团糟。面对科学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坚持“相信科学”，就会陷入困境，让人们失去信心。

针对具体情况做出判断并确定需要运用哪一类知识的能力，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培养，但首先必不可少的是充分理解这几类知识，充分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判断怎样的情况需要运用哪类知识。尽管亚里士多德早已提供了阐释，但如今的大部分领导者并不了解知识的三种类型及其对应的问题类型。随着将来企业乃至全社会愈加重视复杂且影响广泛的难题，对领导者的评价根据其应对此类难题的能力而决定，目前的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变。